老杨来自中国江苏农村，2010年开始在新加坡做建筑工人，此前他曾在以色列、阿联酋打工。他说二儿子还没买房，首付要一百万，「我不干能怎么办？」《中国人的一天》推出「异乡人」系列策划，为你讲述中国人背井离乡在外国打拼的故事。
老杨今年55岁，来自中国江苏苏北的农村，2010年便来新加坡做建筑工人，这本该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最后一年，毕竟年龄大了体力不如从前，但面对家里的烂摊子，他不得不选择续签。
见过的炸弹袭击，也遭遇过抢劫
老杨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，二儿子在南京工作，大学毕业2年，还没买房。「那里平均的房价都到了3万多，首付都要一百万，我不干能怎么办？」
年龄过了50岁在新加坡续签不好办，只能花钱买通雇主，这花了老杨不少钱，最终好歹办下来了，而这一签又是一个两年。「我40岁的时候，看工地有人52岁了还在工作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心想自己50岁肯定就能退休，这一眨眼就55了，还在出国。」老杨苦笑道。
老杨的相册里放着很多家人的照片，其中这一张是他刚到以色列时拍的，那时候他还很年轻。
老杨自2003年便出国劳务，是中国浩浩荡荡劳务输出大军的一员。在老杨的老家连云港，几乎家家户户的男性都出国，出国劳务几乎成了当地人改变命运最重要途径。
在来新加坡前，老杨去过以色列和阿联酋。他在以色列经历了巴以冲突，在阿联酋遭遇抢劫，在新加坡又见证强人政治的落幕。
老杨至今保存以前出国机票的票根。
「炸弹袭击很正常，为了防止巴勒斯坦的毒气弹，以色列所有人手里都有一个防毒面具，政府强制配发，随身带着。」谈起离开以色列，老杨面有悔色：「那时巴以冲突，签证恰好又到期了，就回国了，很可惜，那会儿希伯来语我基本都学会了，和当地人交流完全没问题，不像现在（在新加坡）英语怎么也学不会。」
老杨在迪拜的工作日记。
老杨离开以色列后又去了阿联酋的迪拜，「我被黑中介骗上车，那个人拿着手臂长短的螺丝刀威胁我拿钱，我拼命把车门踹开跑了出来。」老杨还经历了迪拜经济的高速发展，「09年债务危机，迪拜塔没钱建了，经过哈利法的经济援助才再建起来，所以改名叫哈利法塔，我算是看着它建起来的。」
但是在阿联酋的这几年，老杨没赚到什么钱：「活多钱少，那时候一年才赚4万多，没什么意思，签证到期便回家了，但还是比家里赚的多。」
后来去新加坡的同乡越来越多，老杨索性也跟着去了新加坡。
中国人落脚的芽笼是新加坡的红灯区
来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大多落脚于新加坡芽笼（Geylang），芽笼处于新加坡金融区以东，位于新加坡河的东部。
初到芽笼，看到街边林立的食肆酒家、网吧，甚至街边停着的共享单车都和国内无异,会有种还身处中国的错觉。
芽笼街头的共享单车，和国内的命运相仿，要么被损毁停在街边，要么成了打工者的私人财产。
新加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[性.交]易合法的国家，而新加坡大部分[性.交]易场所则集中在芽笼，在网上搜索芽笼出来结果最多的便是「红灯区」。
新加坡素来以文明干净着称，而芽笼则像这个花园城市的另一面：街边随处可见贩卖私烟和春药的小贩，三五人成群聚众赌博，站街女在路口招徕顾客，这里属于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方。
除了中国人，芽笼也聚集了大量来自各亚洲不发达国家的劳工，如孟加拉国国、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国。多民族混居也造成了芽笼的多元文化特征，各类信仰相互交织相处着。
老杨和他的豪华旅店
在新加坡劳务的工人分为两种：公司工和散工。二者的区别是年龄，很多人年龄大了体力跟不上，公司便不愿意再招收，就只能做散工，公司工公司会提供住宿和餐食，而且有底薪，散工只能自己找活干，没有经济保障。
新加坡的工人车。政府规定必须有棚才能载人，芽笼的清晨的街道上，能看到一辆辆载满劳工奔向目的地的车子。
老杨说年纪大了后工作越来越不精细，有时候会被工头嫌弃。老杨体力不如从前，他的搭档虽然比他小不了几岁，但体力比他好很多。
老杨的表弟王兴（42岁）来新加坡也有6年之久，因为年轻体力好，在新加坡做公司工。「散工其实不太合法，是干一天赚一天的钱，不干就没钱拿，每年还要交准证费，固定的1万新币（1新币约等于5元人民币），不干活也得交，公司工有底薪，我能偷懒指挥印度裔工人，散工行吗？」。
老杨来新加坡之初也是公司工，公司包食宿，吃盒饭，住集体宿舍。「订的饭也吃不饱，工地还不给做饭，我周末自己偷偷做面吃，一次要放12个鸡蛋。」王兴抱怨道。
集体宿舍没空调，有时候王兴觉得宿舍太热，他会去工地的二楼睡觉，新加坡因为登革热对防治蚊子非常严格，因此这里鲜有蚊虫肆虐。「铺一张大白纸，往那里一躺，睡觉非常舒服。」
而集体宿舍一般情况就是十几个人住一间，各国人混住，使用公共浴室。大家相处倒也和谐，互相尊重各自习俗，比如进门就脱鞋，洗澡时怕印度裔抱怨，中国人也都不再裸体。
老杨后来因为年龄的原因开始做散工，没有公司提供住宿后，他便开始在芽笼租房住。「一开始在芽笼租床位睡，6个人一间那种，便宜，但我睡眠不好，有个人晚上老是做噩梦，乱叫，太影响休息便自己出来住。」
老杨住所外景。
他现在租了一个单间，是经过改造的酒店楼梯下方，房间很小，不足5平米，进去以后都直不起来腰，「这里以前是个小酒店，因为没电梯生意不好，便改造成劳工宿舍。」房租为250元新币，用空调的话每月再加100元。
老杨和他的「豪华旅店」。
老杨隔壁住了一个孟加拉国国人，两间房的电因为连在一起，同时用空调的话就会跳闸，和房东说了也不管。有时候半夜跳闸了，孟加拉国国国的人便会敲门让老杨去弄电，「房东怕他们瞎搞，所以把电闸的钥匙放我这里了。」后来老杨索性就只用风扇不开空调，「习惯以后也就不觉得热了。」
老杨在公共厨房准备年夜饭，春节是新加坡公共假日，印度裔工人也得以休息，老杨在煮牛肉，孟加拉国国人则在煮咖喱。
房东是个浙江人，老杨住的房子便是房东儿子之前在新加坡承保建设的，后来房东儿子回国教书了，这里便交给他妈妈来打理。「房东可能因为老伴走得太早，很强势，说话做事都让人看不下去，你要是敢对她说不，她立马就让你搬走，这里的人都很讨厌她。」老杨抱怨说。
每个月100新币的通勤费用对老杨来说还是太贵了，他后来从组屋捡了一辆房东不要的自行车，修好后便骑自行车去工作，「这个车质量不好，需要经常修。」
老杨生活非常节俭，他房间里大部分家具都是从组屋捡回来的（组屋是指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），平时也没什么花销，衣服一直穿以前公司发的工作服，早饭晚饭都是自己做，中午则打包一份2新币的盒饭带到工作的地方吃。
芽笼街边的二手小贩，卖的东西都是从新加坡人组屋内捡来的，往往非常便宜。
老杨每个月会在固定时间往家里打钱，「房租250，通勤100，吃饭200，签证费1000，每月固定支出就是这些，剩下的钱都寄回家了，每个月可以给家里寄一两万。」
老杨早早为大儿子买了房，而王兴的女儿打小就被送到县城的私立学校就读。
瞧不起中国人，也离不开中国人
老杨的工作签证
老杨每天上班路过的一家餐馆是他同乡开的，对方90年代便来新加坡打工，移民成功后开了这家店，「赚了大钱了。」对于这种不同时间点造成完全不同的命运，老杨有些后悔：「我来晚了，听说前些年想拿PR（即永居居民身份）还是很容易的，现在我即使拿S Pass（S准证）都没办法申请PR。」所谓S准证，指的是「雇主每雇佣10个新加坡本地人才可以雇佣一个SP的外籍」，是相对高级一些的签证。
因为工作签证越来越不好办，近些年来新加坡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。
和大多数人一样，老杨来新加坡这么多年，基本没去过所谓的「景点」，也不会用手机地图，每天就是三点一线。
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中大部分已经来了很多年，少则五六年，多则十几年。他们大多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里。老杨楼上的一名住户，来自江苏南通，每年需要等到开春才回一次家。「家里太冷了，我回家受不了。」
老杨遇到同乡，同乡说他准备今年回家过年。
老杨目前的工头和他是同乡，03年便来了新加坡，至今已经16年，虽已经做到工头，但一直拿WP签证（工作准证），连自己租房都不行。问及对新加坡的态度，工头说：「我就是来打工的，这里就是个赚钱的地方，新加坡和我有什么关系？」，而在此之前，他也骄傲地表示：「我村里有几户人家都不知道，但新加坡哪条街道我不知道？」
关于中国人的逐年减少，老杨总结了两点原因。一是中国人素质不高，「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，没学历，不卫生，爱闹事，新加坡人本身素质又高，看不惯中国人。有一次我在一家华人家里装修，想上个厕所，客厅的厕所不让上，必须去女佣房上，根本瞧不起中国人。」
喝醉的中国人躺在地铁站外，钱包就随手仍在身边，老杨认为这些人很丢中国人脸。
「这里诱惑很大，去赌场，找女人都是合法的。」老杨的表侄也在新加坡打工，半年前找老杨说要借点钱修手机。刚给家里寄完钱的老杨把仅有的200元新币给了他，结果他去了网吧，最后还因为欠钱被网吧扣留了。老杨的表侄本来可以拿到S签证的，因为这件事被新加坡老板开除了。
一名失踪中国员工的告示贴。
二是中国人工资很高。在老杨看来，中国人正在蚕食新加坡的工作岗位，移民政策收紧可能也是这个原因。而相比之下，同样来自孟加拉国国国的劳工工资只有中国人的一半，因此现在新加坡人更愿意雇佣孟加拉国国人，但因为中国人的技术要比孟加拉国国人的好，而且更吃苦耐劳，又不得不请华人，这里的搭配往往是一个中国人带着几个孟加拉国国人做工。「新加坡公司都不想请中国人，但是有些工作只有中国人能做。」
男女搭伙过日子，大家心照不宣
和这里的大部分人劳工一样，老杨平均两年回一次国，不回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省钱，一来机票钱不便宜，二来回家耽误工作，没有收入。
因为很多同乡在新加坡劳务，而老杨作为其中年纪最大的，他每年都会做东邀请晚辈来他这里吃年夜饭，「已经比去年好了，今年还有木板做桌子，去年一群人蹲在街边吃年夜饭。」
来这儿的人大部分都已经离家多年，也都习惯在异国过年，因此饭桌上谈的更多的是工作，比如被谁拖欠工资，哪家公司待遇更好这些事。
新加坡的华人文化非常浓郁，当地居民基本都会说普通话。
对这些打工者来说，久不归家也滋生了很多家庭问题。因为身处异地，加上沟通不畅，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，夫妻关系会变得紧张，更有甚者有些人回家就离婚。
老杨的夫妻关系也不好，「反正两个人见面就吵架，还不如在待国外清净。」他本来打算今年回国过年的，却被妻子拒绝了，理由是老杨五个月前刚回过家，外加家里还有外债，让老杨老老实实地在外打工。
老杨之前回家是祭奠已经去世周年母亲。「最大的遗憾是老人小孩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没有陪伴在身边。」一说起家庭，老杨总是有些伤感。
大年初一往家里视频通话，但可能因为家人都在各处拜年，老杨的几个电话都没打通。
「这里的人都去过（红灯区），他说他没去过，你信吗？」因为都身处壮年，大家对各自的越轨行为都心照不宣，即使是同乡也都不再掩饰，各自回国后都会相互保守秘密。
年三十那天，团圆饭吃了一半，老杨的一个远方亲戚借口还有下一场聚会后匆匆离去，尔后一行人饭后散步，恰好撞到他揽着一个女人逛街，一行人没做打扰便悄悄走开了。「这个女的就是和他搭伙的。」老杨介绍说。
贴在街边的房屋出租信息，以及寻求搭伙的广告。
「搭伙」是因出国劳务发展出来非常特殊的亲密关系现象。
搭伙其实是指在国内各自有家庭的男女，在异国临时拼凑组成露水夫妻，一起生活，相互慰藉。搭伙文化并非是新加坡打工者独有，在很多移民国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，不同的是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并非移民，因此这些搭伙夫妻最后会因各自回国解散。
「前段时间我在地铁站坐车回家，有个中国妇女来问我路，顺道要了号码，过了两天打电话问能不能住我这里，这不就是找人搭伙吗，我和她说我小舅子就住我旁边，住不了，我去搭伙不是找死吗？」
搭伙对老杨来说并不划算，因为除了承担房租之外，对方的衣食行也得出钱。老杨和我算了一笔账，他说「如果男的每月都能往家里汇一万多块钱，那他就没有搭伙，如果汇不了，那铁定就是在搭伙了」。
「搭伙的人回国后也都是各过各自的，再不会联系，都很自觉，很少有人为搭伙离婚再一起过的，毕竟国内都有家室孩子，拉不下这个脸。倒是也有怀孕的，新加坡医院不会给你打胎，只能吃从国内带过来的打胎药。」
老杨让我帮他拍张照，后面的背景是阖家团圆。
中国人素来以勤奋耐劳着称，这些像老杨一样的人为改善命运独自一人在外打拼。因为久不回家得忍受无尽的孤独和寂寞，也因为无依无靠而变得生猛无所畏惧。
他们为了改变贫穷的家庭流落于各个国家，也因流落丧失了和家庭的亲密互动，仿佛被开除的一员，游荡于世界各国打工，停留又离开。
